目前在做两件小事，教育部过去编的小学生、初中生、高中生古诗词读本，要扩大到古代散文，还有新诗，我在选新诗诵读课本，首先要选可读的，再加上简单的注释和评语，提高中、小学生的素养，丰富他们的阅读。另一件是帮天津的出版社编选“百年百篇优秀作品选粹”，分小说卷、散文卷、诗歌卷，每卷分别有评委会，时间为从近代到本世纪末，篇幅不多，也有简单的评语。教育部的书明年9月出版，天津的书也要在明年书市前出版，所以其他事先放下来，偶尔写些文章。
今年已办离休，系里还兼着一些事。学生都毕业了，三年前我就自觉地不招了，比较干脆。离休以后压力没有了，比较自由了，事情虽然多，但从容了。也有一些打算，但现在不能说。最近到南方走走、看看，和人交谈，有了一些想法，还没有做，是很有趣味的、大的写作计划，关于当代文学方面的，但不是诗歌。目前家里工作场所差，书也不好取，堆得满地都是，没有写作环境，准备改变这个状况。
我现在离文学很远，原来也不搞文学，我做的是美国研究，研究美国的各个方面。我在大学时学的是外国文学专业，毕业后没有从事文学研究，偶然翻译了几部文学作品，完全是业余的，现在也不看小说。80年代初翻译过巴尔扎克“人间喜剧”3部《公务员》、《农民》和《浪荡王孙》，薇拉·凯瑟的《啊，拓荒者》，辛格的《公事包》。《廊桥遗梦》吵得太热了，我不喜欢，我对畅销书向来不感兴趣，由此而引发注意我不愿意。当时我刚出版了《战后美国外交史》，翻译《廊桥遗梦》完全是休息，不是这本书不好我不愿意宣传，如果它不好我也不会翻译，而是它被吵得过头了。并且大家太关注婚外恋，忽略了书中所表达的另一层思想，就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逆反，男主人公罗伯特·金凯的一切言论、行为都是想竭力挣脱高度商品化了的美国社会，回到一种原始状态。我认为这是在那个爱情故事背后贯穿全书的思想，男主人公是按这样一种理想塑造出来的。我能理解这本书为什么在美国畅销，但此书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究竟何在，我不太明白。
我的专业是搞社会科学，平常读的也是历史性的、中外文化方面的书，最后才是翻译，这之于我是比较轻松的事情，是业余的业余。做翻译本来是换口味，所以我从来不翻专业书。
至于以后是否还翻译文学作品，难说。得看有没有时间，这一年不行，有比较重的课题。将来轻松时，也许会翻，游走在两种文字之间，翻译也是一种享受，审美的享受，也可从中学到东西，对自己的修养有补充。我的翻译绝对真实，以信为主。
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出版之前就已着手准备它的续编，那本书完成两年多了，现在是接着往下做，对君主、井田、封建等方面的话题的研究以及对一两个士大夫群体的研究，如“刘门”（刘宗周及其门下）、“易堂”，大致会写成那本书的规模。材料的阅读量很大，大概需要3年至5年时间。中间插进另外一本书，即明年出版一本关于易堂寻踪的小书，是关于明、清之际士大夫群体的描述和个案研究，当时赣南的一个士人群体，他们对于友情、亲情、兄弟、朋友的伦理描述，他们怎样选择和当世的关系。他们的自述和彼此描述很动人，吸引了我，这是一本随笔体的小册子，用游记的方式来组织，明年将实地考察赣南。想把这本书弄得轻松一些，即使没有激情，希望有别的东西来弥补，但有些状态不可能复原。
离退休还有4、5年，想在退休之前把这些课题做完，以后不想做了，想有一些轻松的阅读，职业的阅读代价很高。
正和我的研究生进一步研究解构主义的贡献和局限，对它的思维方法、艺术观、写作观做一些深入探讨。解构主义非常难，前段时间把主体抓住了，现在需要分析细部，这是一个无底洞。此外，还要联系中国的诗歌创作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性进行分析。我个人还想继续写诗歌，今年拿了两组给《人民文学》，平时主要精力在学术研究上，诗歌是日积月累写点。我早已退休，现在是反聘，带了一个博士生。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段时间给我做了一个专题，一个小时分两次播完，介绍人和诗。我的身体还可以，偶尔有点毛病。
现在主要在做一个跨文化课题研究，以前我们认识世界是从主观了解客观，现在也要以另外一种角度，“他者”的视角来认识世界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，要强调文化的多元化，既反对“文化部落主义”（拒绝接受外来文化），同时也要反对“文化霸权主义”（假借各种名义掩盖文化霸权，比如“人权大于主权”）。我刚从意大利回来，在那边开了一个“双向认知”的研讨会，我的发言主要是说从双向的、动态的角度认识问题会发现许多新的东西，从另外一种文化来反观自己的文化，提倡平衡、协商、多极化，反对单极化。最近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汉学的新发展的文章，主张我们不能绕过中国来研究希腊文化。
目前国内跨文化研究的杂志多起来了，说话的空间大了，但每本杂志最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，一年也不必出太多，我们的《跨文化研究》一年不会超过4期。这些杂志都是以书代刊，发行量小，最好集中一些质量高的文章，作者不要重复。
我明年2月离休，现在主要是在国内，有8个博士生，正在指导他们的论文。至于离休以后的打算，准备阅读一些一直想看的书，做跨文化的研究以及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研究。我的身体很好，没有任何病。
一些中国现代作家有绘画的才能，如鲁迅、沈从文、艾青、张爱玲等都给自己的散文、小说做过插图，书信中也附有一些插图。目前我正在收集这些绘画，准备编成书。这不是很学术的工作，比较边缘。
今年夏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看到了某些中国现代作家的材料，现在正消化这些材料，想做点研究。其中有徐志摩的英文信件，以后可做些介绍；还有凌叔华、陈西滢的一批私人通信，牵涉到凌叔华和朱利安·贝尔的一段恋情。朱利安·贝尔是维吉尼亚·伍尔夫的外甥，30年代在武汉大学教英文，和当时同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凌叔华发生了婚外情。他是单身，比凌叔华年轻，有恋母情结，几年前在英国出版过一本关于他的书，朱利安·贝尔给自己母亲的信证实了他和凌叔华之间的恋情。我看到的这些信是凌叔华、陈西滢、朱利安·贝尔三人之间的通信，从30年代、40年代到50年代，反映了中国作家和英国文坛的关系。
目前在帮辽宁教育出版社编“新世纪万有文库”，包括外国文化书系、古代文化书系、近代文化书系，我编近代文化书系，想出版《梅光迪文录》。另外在编一本上海新挖掘出来的版本学家周越然的一批题跋。从明年开始，给《上海文学》主持一个栏目“梦回上海”，发表一些1949年以前作家、文人写的有关上海的文章，还有外国作家、外籍华人笔下的上海，呈现出作家、文人用文字的介入记录一个城市的变化。
我已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（副馆长）回到中文系教书，带研究生，想法很多，不知有没有机会来做，有价值的资料不一定好出版。相对于80年代来说，90年代的出版更加多元化，但80年代的出版业比较从容，90年代的出版社都很着急，而我相信慢工出细活。我希望编《台静农文集》，林以亮的文章（辽宁教育出版社已出版他的《文思录》，这是1949年以后他的书第一次在国内出版），但可能出版社不感兴趣。从文化积累的角度来看，除了一些大家，有些专家的文章也应整理。我一向认为与其锦上添花，不如雪中送炭。
最近没写文章，主要编《上海文学》杂志。明年的《上海文学》仍然坚持严肃文学和严肃文化，突出思想性，加大思想力度，会有更多的栏目，进一步将杂志栏目化。还要继续关注城市文化和城市问题，杂志的都市化的倾向更重一些。除此之外，我在做两件事，首先是关注现实，写些带有思想性、情感性、文化思考的文章，做点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研究。同时延续前两年文章的写作，回过头去关注历史，把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，做1949年－1966年这段时期的文化研究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。
